中國文化與宗教

中國文化與宗教


何光滬

中國文化與宗教，有三個話題。第一個是中國有許多宗教；第二個中國文化的宗教性；第三個話題是講中國宗教和其他宗教可以共處相通。但是我覺得文化是個大概念，宗教相對是小概念，宗教是文化的一個部分，可能是核心部分。



第一中國有許多宗教。這個話題說起來是常識，但在我們的學術界，或者在我們的討論中，有不一樣的說法，所以這個話題才有點價值，否則的話，毫無價值。有人說中國是一個非宗教的國家，或者是無宗教的國家，說得緩和一點，就是宗教性很淡的國家。按照梁漱溟先生的說法是早熟的文化，所以比宗教要高明。我有時候翻翻梁漱溟的書，他對中國文化的很多說法被我們忽略了，雖然他也講早熟比宗教要高。但我覺得梁漱溟先生對中國文化正面、負面、長處、短處有一些很深刻的剖析。馮友蘭也講哲學比較高，宗教比較低，中國文化不是宗教性的。但是我覺得馮友蘭先生的一些說法也被忽略了。比如他講到關於儒教，中國講信天，天是不是具有人格性的說法？負面地說，天不具有人格性，天不是一個上帝，並常以孔子的話為根據。天不會說話，當然天就沒有人格性，中國學者經常這樣說，所以天不是個崇拜對象，是自然之天，不是主宰之天，造生之天、審判之天等等。但是位馮友蘭在注解裏面說得很清楚，“天何言哉”就是天說話，因為如果一個不會說話的東西，比如說一塊石頭、一張桌子，孔子是不會發出這樣的感歎的。孔子說桌子何言哉？石頭何言哉？如果他這麼說就感覺很傻，很弱智，怎麼能成為聖人呢？所以他說“天何言哉”是說天能言，而不言，天用“事實其言，百姓其言”來表明他的意思。在這個注解裏和轉述他的基本思想是相反的，或者說是一些補充。正好孟子有一句話為孔子做注解：“天不言，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（《萬章•上》）”。天不說話，而用他的行動，或者如《古蘭經》裏面說的跡象，或者大自然的萬物生長、世界的規律、宇宙的萬象告訴我們，給我們以啟示，把自己顯示出來。因為有這樣一些不是很全面的引述，或者說是流行的觀點，所以這個話才有點意思，否則的話，就毫無意思了。



中國有許多宗教，中國也有宗教性。第一是說，中國有官方宗教。簡而言之，傳統的中國，有一種延伸性、宗法性的、國家性的宗教。自商周到滿清，商代叫上帝，甲骨文說叫上帝；《詩經》、《書經》叫上帝；到後來慢慢地演變為蒼天、皇天。為什麼說有國家性和延伸性呢？按照古語的說法國家最大的事情就是兩件，一個是祭祀，一個是打仗。到清朝為止，郊祭、大祭是日益繁複，成為一種國家大典，這是一個事實。







這個宗教的特點，從宗教學來說，我覺得是從一神論轉向多神論的。這是一種宗教退化論，因為宗教學界大部分持宗教淨化論觀點。但淨化論、退化論在19世紀後期成一個問題，當然淨化論占上風，後來成為一個爭論。現在看起來，剛才盛洪提出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說法，那顯然是站不住腳的。社會達爾文是法西斯主義的一個理論基礎。現在世界看起來，只講淨化論顯然是不行的。我們從客觀地觀察，中國有一個從無神論到多神論的特點。因為本來是上帝，沒有人說它有幾個，後來才發生五帝之說，青帝、白帝、赤等等，五帝是後期的。那麼天壇是祭天的，天就是一個；地壇是四個古祭，祭五嶽等，還有日壇、月壇、先農壇、社稷壇，那就很多了。



第二個特點是宗教權利不平等。中國宗教最大的一個特點，這種國家宗教的宗教權利是不平等的。因為從周公開始制定《周禮》。《周禮》的七廟制度，天子七廟，諸侯五廟等等，就是諸侯、大夫、庶民不能有廟，天子的廟才可以祭上帝，祭始祖。在商代天和始祖是連在一起的。後來成了四個字來總結“不王不帝，不王不帝”，就是你不是最高統治者，就沒有權利來祭祀上帝。廟制是《周禮》的核心，規定了不平等的宗教權利，這是客觀的描述。一神論到多神論表現出了原神性，不平等的宗教制度表示宗法性。因為中國古代是宗法制度，還有一個說法次子不進，就是只有長子才可以祭，次子不能祖祭了。


第三個特點是同政治結合特別緊密。基督教與政府靠近，這種宗教同政治結合的緊密，與國家體制連為一體，所以實際上可以表述為有名無實的國教。國教這個詞是個現代名詞，以前大家都沒有這個名詞，英語也沒有這個詞。英語叫做“state religion”是權立起來的意思。權立起來，當然這種宗教早就權立起來了，周公時就權立起來了，所以是一個權立起來的東西。給起個什麼名詞，學術界有沒有國教這個詞不重要，關鍵是有這個事實，它是一個占統治地位和集官方地位的意識形態，是一種只有皇帝作為最高祭祀的宗教。這種宗教可以說是一種政教合一的制度，這種制度在人類文明歷史上是通例。從宗教學來觀察說，人類實踐歷史表明，沒有國家，就沒有宗教；沒有一個民族沒有宗教；沒有一個時代沒有宗教，所以中國也不例外。


政教合一在中世紀，在現代制度產生以前，也是世界上的通例。從古埃及、巴比倫、波斯、印度，統統都有這種情況。中國也不例外，也是政教合一。我沒有帶任何的價值判斷，這是一個正常的宗教。伊斯蘭國家也一樣，政教合一。現在的土耳其，印尼，有政教分離，但是還有一些地方是政教合一得。這是國家性的一個原因，原生性、宗法性、國家性。宗法性是中國獨有的宗教的，官方宗教的一個特點。


關於儒教之爭，就是儒教是教與非教。有兩種觀點，一個是教，一個是非教。前一個觀點是以任繼愈先生為主的儒教是教說，李慎之把我也算了進去。其實我的觀點完全不屬於這兩類，我既沒有說儒家是儒教，也沒說儒家不是儒教，不是宗教。我的觀點是說有一種宗教，首先第一；哲學，第二可以叫儒教，勉強的叫儒教，因為找不到更好的名字。剛才我說原生性宗教這麼說，宗法性宗教是牟鍾鑒 說的，但那是學者命名，不是歷史名詞，不能通用。




什麼叫原生性？什麼叫宗法性？印度教就不叫印度教了，改個名字叫種性制宗教吧，沒有這麼說的。原生性當然講了神道教，神道教有一個悠久的歷史，也是原生的，這個是不是就不叫什麼道教了，改名叫日本原生性宗教。那是學術討論用的，不是名詞，不是個名稱。所以我才說中國的宗教給他名稱，最好還是歷史上形成的，至少有一千好幾百年歷史的這個名詞叫宗教，但是還要有根據，根據宗教與儒的淵源。所謂儒，不是說孔子本人，而是說孔子時代的一個階層，一群人。這群人同禮連在一塊，因為他們是在民間維持禮和保護禮，維持《周禮》，在民間教書的人。教的內容主要是以禮為核心，詩、書、禮、樂，禮當然是很重要的。而這個“禮”，當然也是哲學史家們說，打比方，就像貴族的廚師，家庭沒落了請不起，他會到民間去開飯館。儒就是這樣的人，他在府邸裏是教大家行禮，行這個禮；貴族沒落了，他就到社會上教書，教這個禮。孔子是其中一個最大代表。儒同禮本來就秥在一塊，而禮就是一種宗教性的禮，它的核心就是宗教性的，周公的禮廟之為中心的，就是《周禮》。所以孔子並不是這個教的教主，當我們稱它為儒教的時候，並不是說孔子為教主，所以我不贊成英文說孔夫子就是宗教，把孔夫子作為教主那就錯了。這個教是儒，而不是孔教，是儒教。


剛才講的是和儒有淵源關係的問題，還有現實關係。


現實關係的第一個特點，是他的唯一的關係。這種宗教同儒家的關係是唯一的，但並不是排他的。因為儒教既不是佛，也不是道，不是伊斯蘭教，也不是基督教，而且只同儒家有關係，而且它從百家裏面的道家、墨家、法家完全無關，只同儒有關。這是第一點可以叫儒教。



第二點，同儒教的關係非常密切，因為儒的代表——孔子作為最大的儒，，他的終生志向就是克己復禮，亦乎同舟，要效仿周公，要恢復周公的那套《周禮》，所以關係很密切。歷代兩千多年來儒生不信天的，就不叫儒生。儒必須信天，天就是我們講的上帝，必須為天，君子有三為，為天是非常重要的，孔子自己是一個表率。我認為他有虔誠的宗教情懷，當然大家瞭解我不會有貶義，完全是正面的意思。後來余英時先生解釋王陽明講良知，好像很少講天理，同朱熹不一樣。但余英時先生的解釋是說，你們看王陽明講的良知，哪能離開天呢？所以天理良心是分不開的，當然老百姓簡稱為天良。



第三點，就是儒家的現實關係非常全面，因為從宗教學角度，如果把宗教的要素分為四塊，第一情感體驗、第二思想觀念、第三行為活動、第四組織制度。這四個方面與宗教、與我們的儒家有密切的關係。首先是情感體驗，表現在詩經、書經裏面。比如說樂，雖然樂失傳了。音樂是表達人的情感的，現在北京的天壇樂舞，也是祭祀用的音樂，表達祭祀，如祭如在的那種思想感情。《詩經》裏面有罵天，有罵上帝。但是罵上帝往往解釋為中國古人不信天，如果不信它，何必要罵他呢。如不存在的東西，你罵他就沒有意義了。怨天，罵天，都是承認天的存在、天為主宰的，信為基礎，所以情感體驗在《詩經》裏面。



思想觀念呢？我認為最明顯的是純體系的理論，或者不成體系的理論，在《易經》、《春秋》裏表現非常明顯。還有孔、孟、荀、董都有很多這樣的內容，特別是荀子和董仲舒，大家講荀子就會想到他的自天命而用之，但是那是自然制天，這是我的理解，但是大家要記住荀子講的，禮是有三大原則，儒家講理，這是毫無疑問的，禮也是個宗教核心，有些人認為比人還重要。荀子的禮有三本，所謂尊三本就是，尊天地、尊親祖、尊君師。所以說它的思想觀念表現在孔、孟、荀、董等等數不清的學說，在儒家的金石經學裏面很全面。毫無疑問，詩、書、易、春、秋，全是儒經。所以是儒家最重要的經典。可以說在四書出現以前是毫無疑問的。儒經的六經全部同這個宗教有關係。這個宗教全部以六經為他的表現形式。另外第三次行為活動，就表現為所謂宗教禮儀和宗教禮節，完全以《周禮》為依據。後來歷代越來越完備、詳盡的進士制度，也要用《周禮》為源頭。



另外，是組織制度，從中央政府的交際，北京的交際，西安的交際，到老百姓家裏的食堂、鄉村的食堂，都是這樣一種組織制的表現。中央的禮部是一個重要的政府機構，從禮部尚書到鄉下的鄉儒、鄉村老師都是儒生。儒生是這種宗教的社會中堅，帶有宗法性。從中央到地方，明朝大禮儀事件，就是一個典型的表現。儒家以孝為先，所以才出現明朝大禮儀的事件。皇帝要請誰為爸爸，文武大臣全部跪在天安門的午門外面，那個表現出他的宗教性的，宗法性是客觀的制度。不光是馬克思主義這麼說，客觀的瞭解中國歷史的話，就會承認這是一個制度，我們沒有講它的價值判斷。這是一個從中央到地方、從皇帝到老農都遵守的一個制度。這個制度構成了儒教特殊的意義。



第三，儒家非宗教，或者儒學非儒教，我這麼說，因為儒學是人生哲學，社會哲學，道德哲學。以這三種哲學為主的，一套複雜的，龐雜的體系，它不是宗教，雖然龐雜。其實我最近看一個關於法律關係的書，如瞿同祖老先生這方面真是學富五車的，他考察中國法律的歷史，發現本來法家講法，儒家不講法，後來罷黜百家，儒家就不得不講點法，因為他們當官，當官就得當法官，以前是司法同行政不分，所以當官員就得拍驚堂木，就是打板子，給進堂告狀的人打板子。所以他就要管法。儒家比較龐雜，也會吸收法家的思想。所以毛澤東也說過一句話；不要光講孔夫子，還有秦始皇，他也從一個側面說出了這一點。所以我的結論是儒家不是宗教，儒學不是宗教。


第二點，儒學裏面的形上學在不同的儒家學者裏面是多寡不一、深淺不同的，但都有不同程度的形上學。儒學裏面的形上學，構成了儒教的哲學，或者理論，就是存在宗教的哲學、宗教理論。


第二，中國有很多宗教，必須講到民間宗教，中國文化不能光講儒，而不講道法等等。當然也不能不講儒教、佛教和道教。所以中國有很多是起源於民間的，主要紮根在民間的非國家性的宗教，這是第一個結論。第二是事實，春秋戰國開始有了怪力亂神之說，具如孔子有一句“子不語怪力亂神”，那麼西門豹的故事大家很熟悉，剛才提到屈原和楚辭，楚辭中就提到了中國很多的宗教，還有三國時代的《山海經》也有所描述。到現當代，中國還有很多民間宗教活動很活躍而且很有生命力，中國民間宗教的特點是多神論。



第二個宗教變異的情況，比如說結合道、結合佛，甚至還結合基督教，產生一些千奇百怪的東西，當然有一些也會自生自滅，像蘑菇一樣也活不長。特點是在野，在江湖，組織性比較弱。是這種宗教的特點。



第三，是宗教徒與政治的關係。除了少數情況，所謂少數的情況就是皇帝信它，我認為佛教可以算進去。因為佛道也曾經被稱為邪教，在歷史上這種宗教與統治階級的關係、同政治的關係在少數的情況下是很接近的。大家知道武則天、或唐朝的皇帝、明朝少數的皇帝，信佛或者通道。但是多數情況下是疏遠的，但北魏的太武帝通道而滅佛，當時佛教受到壓制，這是歷史上一次很明顯的排斥、政治上壓制的特點。



我國最大的宗教是道教。因為中國自產的最大宗教是道教。佛教自傳入中國以後被中國化了。可能有一種提法；皇帝信佛，通道，是否證明它就是國家宗教？我覺得可用孟老師的說法：中國帝王信佛、通道，只是以庶民身份，而日本神道教的觀點問題；是以首相身份參拜是不一樣的。中國學者提出這樣一種理念上的命題，是非常根本的，但是可能沒法操作。美國人做得很徹底，下令你就得這麼幹，現在日本的意識還比較強。真正意義上的極右翼還是極少數，大多數不同民族的老百姓是愛好和平的。比如日本法院判決日本首相違憲，這也是很好的現象。



中國的宗教信仰，是古代帝王是以私人身份信仰的特點，所以大量的民間宗教在中國古代是屬於被壓制的地位，基本是從屬。範文瀾雖然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，但是他說的也不完全不合事實，他說佛、道、儒的關係是道和佛，儒是高高在上，道和佛就好象在巴結儒家，要向儒家靠攏。本來深人不懼王者，殺人不懼亡者，實際上後來的不以法主、不以國主，就是現在說的法事難立。



道教也吸收了很多儒的倫理學說和規範。它以孝為先，佛教本來被稱無父、無君，什麼孝、忠更不在話下，都是空。但是後來也要講孝，也要講國家、家庭，也要接受儒教的宗教觀念，這顯然三教的關係是不平等的。



其他民間宗教，從摩尼教到白蓮教、後來到天地教、弘揚教，到現在很盛行的馬祖崇拜。我們雖然是一帶而過，但是各少數民族的宗教是值得注意的，前一段時間我到廣西參加一個少數民族活動，壯族在中國也是第一大少數民族。它的祖先叫布洛陀。把一山頭全變成他們祖先祭祀的場所。



我覺得少數民族的宗教是不容易忽視的，在現代國家，中國必須考慮到，我們有56個民族，還有關於祭祀、祭黃陵的問題，還有新生宗教問題。雖然你不能對他們採取鴕鳥政策，但事實上在中國有很多人已經有這方面的信仰。比如說印度教的克裏希納、國際克裏希納藝術團，從伊斯蘭教起源的巴哈伊教，還有摩門教等，這些新宗教是一個事實，他能同中國廣大民眾連在一塊，所以我們不能忽視這些現象，中國的宗教是豐富多彩的，不僅僅是官方的，還有真正的宗教。



中國文化是有宗教性的。



首先是傳統中國文化與宗教信仰，強調中國人文精神，我覺得沒有錯。但忽略了一個重要問題，這種人文精神同宗教精神是並立的，而且不相矛盾、是並存的關係。我主要是講這問題，其實我不是專家，只是說怎樣給它應有的地位。比如說先秦儒家，先秦儒者時期，就是人文不如天文，人文同天文連在一起的，所以“關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，關乎天文，以察時變”是一句話而不是兩句話，是並列的關係。



而天文當然不是現在講的自然科學，關乎天文以查時變，是說人間的世事的變化，政治的變化，是同天連在一起，是天意所決定的，所以人文不能離開天文的理論。人間的制度、人間的道德、人間的文化，在先秦時被看作是天意的表現。所以不能說中國文化、傳統文化沒有宗教信仰，只有人文性。



比如我剛才提的《周禮》，《周禮》是以宗教制度為核心的，詩書經學中有大量宗教的內容，甚至是構成了整體的精神。剛才提到的周武伐紂的商朝，周朝的一些文告都是以假天命，至少是假天命而伐紂，他自身有天命的。大家知道天命有個問題，剛才盛洪講日本問題的內容很有意思，我很受啟發。天命怎麼表現，周武王說他得天命，後來歷朝歷代也有這個說法，雖說商朝把祖先追溯到上帝，後來的劉邦也把他的祖先追溯到一個非人間的來源。所以那時編造的神話，於現在不能令人信服，很難獲得合法性的神聖根據。你說你有天命，誰證明？按照儒家的說法，應該是老百姓證明的。老百姓怎麼證明？實際上就是老百姓怎麼樣表達意思的意思。關於這個統治者好和壞誰來判斷？由誰來判斷，按照什麼標準來判斷？如果由皇帝來判斷那當然是好的，我這是王道，我是德政，老百姓判斷不一定，否則不會有天下無道之說、不會有替天行道之說，所以這個問題必須落實到老百姓這裏，民這裏。而民怎麼樣表達，就是一個程式問題。


用什麼樣的方式來表達？必須給它方式。這種方式是公平的、是展開的、或者是自由的。所以這就涉及到民主，民主說到底是一個程式的問題。他最後落實到很瑣碎的、很煩人的、很囉嗦的、很不愉快的程式問題。就是這個問題。


墨和道更是如此，我認為。墨家的宗教性很強，這是公認的一個結論。道也是相當具宗教性和神秘性的，因為道道出萬物之母，道生一生二生三生萬物，這就是神秘性的東西，所以他有超越才成為道教，所以有宗教性。道家與佛家是有一定程度的補足與合足。天主教與基督教在這個意義上也有類似。我覺得佛和道事實上造成了補足合足這個結果，儒家才有真正的形上學。所以談到真正的本體論，本來儒家在孔子、孟子那裏是幾乎沒有本體論的，但是到了《周禮》就有了本體論，佛道的貢獻不可磨滅。所以他是補足、合足，事實上如此。



當然，傳統中國文化也有世俗化的問題。



我認為不光有宗教性，傳統中國文化有世俗化，第一個是新儒學，宋明禮學一方面有很高的形上學和很好的本體論，實際上可以說它是儒家理論發展的最高峰。我認為當代新儒家是沒有達到最高峰的。在前所未有的規模上，把儒家理論提高好幾個臺階，那是宋明所完成的業績。所以我對它的評價很高，但是我覺得它也是天道哲學化，讓中國的人文世俗化。因為朱熹說得很清楚，他認為天是無情義的，明顯的否定天的人格性，雖然他有自相矛盾的地方。但總體來說，他使儒教的精神慢慢地歸於哲學，哲學就脫離老百姓，脫離老百姓就虛化。所以後來明朝才有新學，才要講史學堂，今世濟事經邦，才轉向了史學，只不過史學，我們講了歷史，我們不得不遺憾的說，後來的史學變成了小學為主了，變成了文字之學。當然是康乾雍的一大功績了。



現代時期，我覺得是一種，用兩個詞兩總結它的特點，就是禁錮和開放。因為有以前的禁錮，但是又是不得以的開放，那是清朝後期或19世紀後期的現象，到20世紀，我說叫混亂和融合。20世紀的特點有巨大混亂，但是又有巨大的融合。



第三個話題是中國宗教跟其他宗教的共處相通。



中國有很多宗教，中國傳統文化，中國化與宗教性，那麼都用了這個詞。



從宗教學的角度來說，就是宗教概念。這個概念首先要有共性，然後才有差異性。共性，是指宗教精神可以是相同的，他要追求一種超越性的（子嗣）東西。日本宗教要講真實問題，他講亡靈去向哪兒的問題，日本自稱是單一民族，但是日本也是少數民族，現在日本是以農業為主的，日本男子大大地繁衍。在日本四島之前是以漁業為主的原生民族，他們就有非常濃厚的超越的宗教觀念，但是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天堂，靈魂的歸宿的問題，他們認為人死了，包括戰死的，所有的靈魂都會到天上去，即使做了壞事也一樣，不管你是侵略中國也好，殺人也好。這是他們共有的理念，在我們看來，做惡事死了就別講善惡了，死了都要到一個地方去，都是他們親愛的祖先。



這個觀念我覺得我們作為中國人，真的可以批判地反思。



這是很原始的時代觀念。我們要神情追遠，毫無問題，是一種情感的寄託，但是如果把這個東西神化了，把他變成宗教崇拜物件的話，後果是值得反思的。這是宗教的共性。




但是宗教還有差別性、相異性。比如說伊斯蘭教和基督教是一個系統宗教的。它可能強調了上帝或者真主，地位永遠是第一的，而且你不能再拜別的宗教，基督教也講親情，基督教十誡裏面就有講孝順的。它不是不要這個，而且他不是神，不能作為崇拜的對象。日本在這點上是比較突出的，他們把祖先看做是神，這個東西在現代是要做分別的。




另外談到共性問題，同我對宗教的定義有關係，它是對終極者的信仰，所激發起來的一套體系，終極者就一定不是人間的東西，因為人不能造人，簡單的說，人不能造世界，宇宙不是人造的，所以人就排除在宗教信仰之外。但是宗教信仰，純理論上的當然有人把李洪志當成崇拜物件，但是我們說它邪教，從崇拜物件從宗教學角度來講，他應該有人性，通人性，他必須具有人性，這是第一點。



第二個必須要有超人性，比如像伊斯蘭教。他是講仁慈的，正義的真主，所以它同人的道德觀念是相通的，所以具有人格性。但是這只是一半。還有一半，他必須超越人性。如果他只有人性，我們去崇拜他，去崇拜聖徒就不行了，聖徒崇拜我就行了，所以我崇拜的物件必須超過人，所以他這是從宗教學角度看宗教的一個特點。所以說他這是講終極者，終極者是一切的本源，包括人的本源。中國古人也說天成真理，有物有則，天則經濟研究所就從這一句話來的。天則經濟研究所的名字就是天成真理，有物有則，世間的老百姓，世間的萬物都是天生的。既可以相通，又可以超越於人。他是對終極者的信仰，所激發起來以宗教信仰為核心的一套體系。比如佛教寺廟只想收錢就脫離核心，就同信仰不相適應，如果他只想賺錢的話，那就是假宗教。所以我想宗教的定義就是宗教有共性，所以才相通。







宗教可以跟其他的宗教相處共通。首先是佛教入華，佛教當時被稱為邪教，但是經過這麼年的磨合，而且經過多次的發難，被政府當局用行政手段取締、掃蕩，甚至把京城裏面的和尚、尼姑都砍了頭，經歷了這樣一種殘酷的鬥爭，事實證明佛教被廣大的民眾所接受，這樣使它可以與其他的宗教共處。我們剛才提到的事實，都有一些政治的原因，比如說唐武宗覺得什麼兵源少了，賦稅少了，還有其他的原因，這是我們學者應該注意的，我們管不了政治，我們講意識形態，我們應該做點好事、做點善事，不要像北魏太武帝那個道士那樣去做。唐武宗身邊那些道士就慫恿他，就是要砍和尚的頭。我們應該看得更高一點，至少應該比當時的統治者站得高一點看問題。







宗教和文化的關係，不能把衝突理解為一種你死我活的鬥爭，至少不要這樣想問題。毛澤東這樣想問題，所以這些寺廟也就關起來了，也就破壞掉了。我覺得這是第一個例子。







第二個就是基督教入華，它的發展也經歷過一個衝突的過程，可能到現在還沒有結束。但是有廣大的民眾，特別是廣大的基層民眾，特別在農村，農民的信仰是中國的一個事實。我們要特別注意所謂中國文化，不光是書本上的事情，更是老百姓生活的方式。很多文化學家這麼說，文化就是生活方式。什麼叫文化？文化就是人的生活的樣式、生活方式。吃飯不叫文化，但是你用筷子吃，用叉子吃就是文化。你吃川菜，吃京菜，就是文化。所以生活方式才是文化。現在各種不同的宗教是中國老百姓的生活方式，是他們的文化、是中國的文化。



伊斯蘭教有更加明顯的例子。伊斯蘭教剛進中國時被稱為藩邦，藩就是非我族類，就是外國，藩幫。但後來卻與中國的老百姓非常緊密地融為一體，我們不會一句阿拉伯語的人照樣是很好的穆斯林。咱們的回族就是這樣。中國明清一系列伊斯蘭教的思想家，都是對儒學非常精通的。所以這已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。



這些歷史事實證明，應是“各種宗教”的提法，所謂“其他宗教”，我認為這提法就不一定很合適，因為我們順便講了宗教學話題，宗教不是為了哪個民族服務的，它是具有普世性的東西。神道教例外，所以我覺得神道教沒有什麼前途。現在的日本人結婚穿著白紗去教堂，日本人死時多數都是做佛教法事。雖然他小時候要搞什麼有點像神道教的成年禮，現在日本很多人都不信了。



印度教有非常典型的民族性。但是現在國際克裏希納教團，他的名字雖然叫國際，他流行到全世界；中國、美國、歐洲。西藏佛教更明顯了，本是局限在一百萬人口，二百萬人口的藏傳佛教，現在遍佈全世界；英國、法國、德國、美國。所以宗教具有普世性。我們講中國的儒家或儒教、講到道教，也強調這個問題。



“天生烝民”不光只是中國人，老天不是只認中國人，不是這個意思，宗教本身就有的普世性，包括我剛才講的布洛陀，實際上很多少數民族的創始人都是神，很多時候都是創造人，說創造一個民族的情況，多半認為天底下只有它一個民族，這個時候目光是很狹隘的，所以他的意思還是創造人類。女媧補天用土造人，是具有普世性的，比如基督教，因為其他宗教的說法，就會使我們有一種過於狹隘的民族主義的感覺，就好象說別的宗教不是我們的，就是其他的，他就是他者。現在西方學術界很講要怎麼樣接受他人，我們都覺得強調過頭了。



前年我在英國看過八國首腦會議，八國峰會在蘇格蘭愛丁堡舉行。幾十萬人跑到北方的愛丁堡去遊行，開著大卡車，喊的口號是要給窮國援助，要免除他們的債務，你們這八個國家的首腦應該多做點事，多半是基督教組織的，喊的口號內容大致是：你們不要光說東方的腐敗，給亞洲的錢被獨裁者給濫用掉了，沒到老百姓手裏，因為他們有這樣的議論，錢雖給了很多但被那些軍閥搶去了。他們都是億萬富翁，中非的前任的皇帝、薩伊總統，下臺後現在都成了億萬富翁，還過著帝王般的日子，在法國等等。他們居然喊“你們不要光說人家腐敗”這樣的口號，所以他們講接受他者，已經到了過頭的地步。



大家都知道，信伊斯蘭的有波斯人不講阿拉伯的語，有印尼人，有馬來西亞人，有中國人。基督教也這樣說，基督教明明是東方產生的，傳到西方，非常艱難的進入到希臘世界，羅馬帝國，所以我認為有一些基本的歷史事實還是要提到的。傳進中國的歷史，有時也被忽略。第一次傳進是在唐朝，唐朝的皇帝李世民派人到城門外迎接，就是宰相房玄齡，皇帝請他到宮殿裏面講經、翻譯，甚至到臥室講經。第二次傳入中國是元朝，羅馬教庭派使節到北京見皇帝，皇帝把他留下來，讓他在中國傳教，讓他一次四天的施洗大典，是很張揚的。明朝情況更多了，確實與洋槍洋炮有關係，但也幫助明朝政府造洋槍洋炮抵抗滿清。清朝入關非常大度，你雖然幫助明朝造大炮，我照樣用你，這是康熙皇帝早期的態度。最後是新教，1807年馬禮遜到中國辦學校，還翻譯聖經、編了《英華大辭典》，幾千頁的文化大辭典，這就是文化交流。但是我們現在只強調洋槍洋炮的事實，是不全面的。都應該讓小學生瞭解真實的歷史常識，我認為這是學者最大的悲哀。所以文化一定要具有滲透性，宗教一定是有普世性。從信仰者來說，現在全世界絕大部分人口是第三世界國家的，所以要從民眾的觀點來看問題。我昨天碰到幾位德國記者，他們剛才說教堂裏空空如也，這就是宗教信仰自由，各宗教平等結果。我前幾天還去教堂裏看過，就我一個人坐在那裏欣賞管風琴，我在教堂坐了很久，因為湊巧了，那人在練習管風琴。



現在伊斯蘭教在美國、歐洲是第二大宗教。我在美國一個小城市開會，有很多不同派系的佛教寺廟；有越南的、中國的、西藏的等等。所以說時代是一個變化事物的時代，是一個不管全球化是好的評價、正面或負面的評價，它是一個事實。



最後一個話題，這是時代的需要；共處相同的時代需要是第一，多元並存的促進。在中國是這樣，在全世界也是這樣。無法回避，也無法改變這個事實，所以第二次和平共處的需要，既然在一塊兒相處，就不能打架了，最好不要打架，而是要大家和平共處，平等競爭。所以需要我們共同爭取一個和平的環境，對我們是這樣，對全世界也是這樣。


【本文根據作者在中評網“西山論道：東西方宗教的定位和展望”論壇 2007年11月3日的發言錄音整理，未經本人修訂，轉載請注明出處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