交會與對話

交會與對話

文 / 昆布

我第一次發現馬丁巴伯（Martin Buber）大約是在1994年，一種模糊的印象，彷彿知道，卻未真正認識。只知道他的著作與思想，對二十世紀當代的基督教神學家有相當程度的影響，例如：Karl Barth, Dietrich Bonhoeffer, Rudolf Bultmann等人。前兩位都曾因為反納粹而著名，尤其是巴特（Karl Barth），非法國的羅蘭巴特，被公認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神學家。至於巴伯有什麼影響，仍是莫測高深。直到近日，閱讀他最具代表性的著作—《我與你》（I and Thou），圖像才漸明朗。巴伯晚年的時候有一句名言，他說：『我並非是個哲學家、先知、或是神學家，我不過是看見了某些東西，然後到窗邊把他所看見的指出來。』我們雖覺他的謙遜，但必須直接閱讀他的著作，才能領會他看見什麼。
巴伯（1878-1965）十九世紀末尾生在維也納，而他生長的時代，正是錫安復國運動方興未艾的時期。當時許多同化的猶太人，對歐陸日漸升高的反猶氣息深感不安，特別是在Dreyfus事件喧騰一時之後，復國運動終於有了重大的進展。德雷福斯（Alfred Dreyfus）是一個法國猶太人，任職法國的陸軍參謀部，由於一份未證實的文件，他被羅織入罪，被裁定叛國，發配到法屬蓋亞納的惡魔島。這個事件幾年之後，由於新證據披露，才知是個不折不扣的政治冤獄，一個反猶歧視的冤獄。法國因此而嚴重分裂，一邊是政府軍方與天主教會，他們要護衛所謂法國的存亡安危，另一邊則是知識份子，他們要護衛基本的人權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小說家左拉(Emile Zola)，當時他寫了一篇重要的文字，叫做《我控訴》(J’accuse!)表達他對法國當局的不滿。他差一點陷入牢獄之災，結果他因此逃到英國避難。而各處的反猶份子，也藉此機會煽風點火，製造暴動。這事件讓當日的猶太進退維谷。
經過十幾年之後，Dreyfus事件終於落幕，Dreyfus本人也得到了平反，但是事態嚴重不公，使得許多歐陸上的猶太人，深感不安。他們深覺唯有回到巴勒斯坦重新建國，才能得到保障，停止漂泊，才可能免於這種四處受排擠、攻擊的局面。當時任職於維也納的記者何索（Theodore Herzl），目擊並全程採訪這個事件，政治的錫安復國運動(Political Zionism)，也由於他強烈的推展與積極奔走之下，有了一個全新的濫觴。身處此劇烈動盪的年代，促使Buber在大學畢業之後，就正式參與這個運動。然而，今天我們所慣稱的錫安復國主義(Zionism)，從十九世紀開始就是個觀點分歧的運動。日後其派別林立多元，就像今天的基督教宗派一樣，五花八門。政治的、宗教的、激烈的、溫和的、左的、右的、琳瑯滿目，種類繁多。而巴伯所期盼建立的，乃是一種猶太信仰全面性屬靈、精神的復興。所以，沒有多久，他和何索的道路自然也就分道揚鑣了。在Meeting這本零星拾遺的自傳中，巴伯穿透性的分析具現，一面記述了何索領袖魅力（Charisma）；一面也回憶了他和何索彼此之間，在復國觀念上的衝突。
1916年間巴伯創辦了一份深富影響力的雜誌：猶太人（Der Jude）對當時德語世界的猶太知識份子而言，是個重要的論壇。你很難想像，當初這份期刊，就已經提出一個今天依舊是最富爭議、麻煩的議題：就是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「以阿合作」的多民族國家。從這個議題，我們不難看出Buber的企圖，他的哲學強調我與你（I—Thou）的關係，透過對話與交流的行動，達到一種共存交融的境界。對任何積累歷史與民族仇恨的群體而言，要化解敵意，產生對話直如登天一樣不易。但死不對話，堅持己見更是可怕。所以他特別欣賞蘇格拉底和歌德，在他們的著作和言行中所呈現的「我」。因為前者堅持對話的風韻和氣氛，在各種場合盡都一致，甚至在他受審的時刻仍是如此。而後者，按照巴伯的說法，就是他那個「我」與自然界作純美的交會，與自然不斷的低聲細語，以至自然向這個我揭露她的秘密。那個「我」不是孤芳自賞，封閉隔絕的己意，而是交流對話的人格。
在我們的閱讀經驗中，免不了挫敗的經驗，有些時刻我們懷著期望與熱情，閱讀某些心儀的著作，期盼探索那些景仰已久的作家，結果卻像啃石頭，或像踢到鐵板。堅硬枯燥，或誨澀乏味，我們無以為繼，甚至完全放棄。這種挫折當然不能全歸咎讀者，有時候是譯者力有不迨，消化能力太差，或譯文拙劣，使人無法卒讀。也有些時刻是作者語意不明，或故意誨澀，語不驚人死不休，擺明要挑戰傳統的閱讀策略。結果，那些著作不是被束之高閣，或就像是倒斃曠野的屍體，被人永遠棄置。讀完《我與你》第一章，幾乎完全不知所云，我幾近要放棄，但是我使用一種跳躍的讀法，雖非濛混，但也是在虛無縹緲的擺渡中過關。過河之後，景致竟然隨之明朗。因為摸索之中，對作者的領悟與用詞已逐漸熟悉，對譯文不解之處也鬆綁了些許。所以有些書籍，必須有充分的準備，不能冒然躁進，而一旦開始，也不該輕言放棄，否則就失去了一次和作者對話、交流的機會。
我與你這本書雖然篇幅不大，使用文字也不是頂深，但猶如譯者所言，這本書卻不容易讀。很奇特的就是，Buber無論從哪一方面來看，都該是個猶太教色彩十分濃厚的學者。但閱讀此書卻不使人感到甚麼猶太氣息，書中只引用過兩次舊約的經文，其餘的不是新約聖經，就是其他宗教的經典及說法。他的敘述、觀點，顯得活潑而新鮮，充滿了對話精神。難怪，基督教神學家會對他特別青睞。
《我與你》（I and Thou）這本書，原文是德文，英譯者Walter Kaufman，也許台灣的讀者讀過他的書，他有一本關於存在主義哲學的著作，由台灣的商務印書館出版，譯者是陳鼓應與孟祥森等人。其實，在哲學的領域上，Buber通常也被歸類為存在主義的領域。Buber本人可能不同意，其他被歸類的作家或思想家也有不少否定這種標籤。我很同意中譯本序言中的論述，其實也是個公正的批判。孫康宜女士說：「在中國知識份子的圈子裡，還普遍流行著一種莫名的過敏症—即對凡與宗教有關係的東西均加以拒斥。從西方人的眼光看來，是極幼稚的。在西方，懂文學的人不能不精研宗教、哲學，學哲學、神學的人也不能對文學陌生。」就好像今天，我們處身於一個動靜觀瞻的世界，大量吸收西方的資訊，有的東西我們完全沒有抵抗、過濾，就照單全收，其中不少事物根本是垃圾與糟泊，但是影響西方思想深層的內涵—信仰與宗教，反而受到忽視，甚至被視為迷信、膚淺的同義詞。所以一旦面對這個領域，不是輕描淡寫的略過，就是唯恐避之而不及。這種心態不止是患了嚴重的幼稚病，更使得我們在研究的領域上，產生不可救藥的盲點。我覺得這是一個號稱智慧的人，必須正視，甚至必須深潛的領域。
巴伯開宗名義就點出人對世界雙重的態度，所以他說當人說我的時候，根本是沒有涵義的，只有說『我-你』和『我-他』才有意義可言。所以這裡有兩個基本語（Primary word）—就是『我-你』和『我-他』，而這兩個基本語貫串了整本書的結構。而這兩個基本語的差別就在於，一個是生命的，一個是無生命的、冰冷的。就像今天有的人非常忙碌，無時間也無心情陪自己的家人，於是在孩子過生日的時刻，買一個貴重的禮物作為替代。這種狀態，就使得孩子成為一個無性別的第三人稱代名詞。
我們活在一個熙來攘往的世間，活在一個無限延伸的電子空間(Cyber Space)，我們誇口天涯若比鄰，但是那些網上聊天的對象，可能只是個代號或名詞。我們在網上與人打得十分火熱，卻忽視我們周圍的生命。我們在虛擬的世界八面玲瓏，而一旦面對真正的世界，卻顯得捉襟見肘，窘態畢露。現代社會通訊發達便利，但缺乏溝通對話的疾病卻是處處可見。今天所謂的對話，根本就是自言自語，各自表述，至於有無達到對話的果效，真只有天知道了。而這正是巴伯著作關切的焦點，建立『我-你』的關係，是現代社會急切的課題。
按照巴伯的觀點，世界相互的關係可分為三種情況：第一：我們與自然界的生命，這一層次的關係限於語言的開端。第二：我們與其他人的生命，我們開始進入語言的狀態。第三：我們與屬靈的生命，這個層次語言通常不夠用，所以人必須創造語言。無論對待哪一層次的生命，如果只有『我-他』的關係，那麼生命就是可悲的。他在文中舉了一個例子，非常富有啟發：『一隻貓只有回顧我們的能力， 而這是以喪失自然的純真所換取來的…無疑的，最初這隻貓的眼睛觸及我們的視線，燃起一個問號：「你的意思是我嗎？你真的不要我當寵物嗎？你關心我嗎？我在你眼中有什麼位子？….」我提起這樁貓的小事，是我屢次的經驗，為要解釋這個幾乎不被人注意的精神上的旭日與夕陽。任何事情都不能使我這麼深切地感受到，一切的關係是何等虛浮易逝。』Buber的感嘆應該不難理解，他以貓作為一個試探，表明了我們和各種生命的交流嚴重不足，以及不可彌補的缺憾。
書中Buber定義了公我與私我的分別：『每個人都有他兩面的我，只是有的人比較偏向公我，有的人則偏向於私我。真正的歷史就是在這兩者之間形成的。』Martin Buber對公我與私我的定義，表明了他對交流、相會的重視。一個私我太過強烈的人，無法認清我的本質，無法真正產生對話，處處事事都是忙著注視自己，忙著所謂的：我的…我的風度，我的種族，我的創作，我的才氣，我的美麗等等等等。所以Martin Buber強調的關係，正是今日家庭、社會、國家，甚至國際社會中，最需要也是最缺乏的「對話」。因為缺乏真正的對話與交會，所以誤解叢生，矛盾不斷，什麼時候人堅持私我不放，就造成家庭不合，社會動盪，政局紊亂等等亂象。其實這些現象不難理解，道理人人都懂，但是吾人若無深刻的體悟，僵局就永遠無法突破，甚至還有惡化的可能。我們不能期盼現狀，藉著所謂的制度而改善，但是我們和另一個實體的交流與對話若能建立，才是生命大步的躍進。
讓我再引述Buber的話：『當我們走路時，碰到一個人朝向我們走來，他也正在走他的路，我們指知道自己的路，並不知道他的路，因為他走的路，我們指示在相會的那一點上才知道。』
『這個「你」與我相遇，然而是我直接進去建立這個關係的，因為這個相遇的關係是自己選擇的，同時也是被選的，是自動的也是被動的。』
『魔術與禱告、獻祭有什麼不同呢？魔術並不想盡入任何的關係，單是想憑表演人的術法，而期盼立即的效果發生，禱告與獻祭卻是親身進入「真面目的座前」 …』我們生活在地球上，幾乎天天都與人相遇，有的是有意的碰面、約會：有的則是擦身而過，然而，誰都不知道會有什麼事情會發生。我們可能對這些相會充滿了期盼，但卻無法控制相遇產生的結果，所以相遇是既主動又被動。廣泛的說，人和動物、人類，甚至和神之間的接觸、交流與對話，都是同樣的原則。特別是人類和另一個層次的生命，就是與神的交流，所產生的衝擊與改變，歷史上一直是屢見不鮮。禱告的確是一種交流，是一種赤裸敞開的交流，所以巴伯說人是進入「真面目的座前」。因為那個時刻，人無須偽裝，也無所遁逃，只能以真面目來面對神。
本書的第三章，Buber提出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，至少是我以往很少想過的問題。神有可能是孤單寂寞的嗎？他也需要人的愛嗎？如果神是生命，他必然和你我一樣有各種需要與感覺。我相信這不是推測，而是事實。否則聖經也不會記載神來到人間的事蹟。人需要交流對話，神也一樣。因此在巴伯的書寫中，這位神就是終極的你（Ultimate Thou），他雖是永遠、奧秘的，但他也是生存在宇宙中，他也企盼和其他生命交會。所以信仰的問題，不全然是被動的，而是充滿了互動。沒有適當的交會，我們無法認識其他生命的內涵，更無法與終極的你產生真實的對話，從而知道神的奧秘。許多時刻當人想到神的時候，馬上一些宗教的圖像立刻就浮現了，儀式、信條、禁忌…種種刻板而封閉的形象，不但產生誤導，更無法促使人與神直接的交通與對話。不論我們同不同意他的觀點，Buber的論述，至少客觀的呈現了普遍性的盲點，也很誠懇地點出，作為宇宙生命中的一員，如何與其他的生命進行交流。

Meeting
By Martin Buber
Published by Open Court
我與你
馬丁巴伯著, 許碧端譯
基督教文藝出版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