伊斯蘭與西方世界

伊斯蘭與西方世界

文 / 昆布

前些時日台灣一位綜藝節目主持人犯了一個錯，得罪了穆斯林信徒。有的人認為他口無遮攔，我想他是無心之過。他對回教認識不足，恐怕很多人都如此。我也是來美幾年後，才知道回教信仰和猶太人相近的事。他們都不吃豬肉，也都受割禮。我小時候聽到的傳聞是豬救了默罕穆德，所以為了報恩，因此回教徒不吃豬肉以回報。這麼荒誕的笑話讓我誤信了很多年。其實這個無知在中國人中間，連911都沒有去除掉。我只能說中國人對回教徒與回教信仰普遍無心理解，也不在意，所以在這位仁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華人的態度。但是回教徒的反應卻不客氣，也無包容，有的人威脅著說這種錯誤在有的地方是要殺頭的。這顯露穆斯林在某些方面的狹隘與殘暴。

911事件好幾年過去了，今天來注視伊斯蘭世界的問題，可以稍微冷靜客觀，至少不必那麼劍拔弩張。美國的反恐行動雖然持續進行，但人對此已漸顯出不滿，甚至反感。這一年來，我們對回教世界的留意是增多了，但偏見不一定去除，理解也不一定加深。我的腦海裡盤旋著一個問題，可能不少人也有，為何回教世界會如此仇恨西方？她們彼此之間的仇恨是如何造成的？當然一個顯見而直接的原因，就是美國支持以色列，但這不過是近幾十年的事。幾個世紀以來，阿拉伯人對西方世界的態度如何，可能不少人都同感疑惑，也值得大家探究。

已過讀過幾本關於回教信仰與伊斯蘭文化的書籍，其中一本在編輯上頗有整合創意，對我們門外漢很有參考價值。《伊斯蘭內部》(Inside Islam)分成三個部分：信仰、人民與衝突，當然這裡的衝突主要就是指伊斯蘭世界與西方的衝突。這些年我常在此地的圖書館看見此類書籍，編輯把當代那些富有爭議熱門的話題、事件作為書本命題，例如：種族、多元文化、校園暴力、中東情勢等等，把正反各方的議論、說法、意見分門並列，你說這是辯論也好，討論也好，說它是展示也可以，讀者能藉此對議題產生入門性的認識，也促使讀者在判斷之前，先理解事情的真相，或先聽聽各方的意見。先入為主是人的常態，偏見也再所難免，但是研讀過程中，我們對事件漸有縱深的理會，偏見自然就不會支配所有的判斷。《伊斯蘭內部》的編選和前述的書籍具備相同的方針，在911事件之後，更深廣、全面的認識回教信仰與文化的確是個必要。

當然這些討論當中我最感興趣的部分，還是這兩個區域之間的互動與衝突。作者們從歷史與現勢的多重角度，為我們拼湊出相當清晰的圖像。對大體發展中的國家而言，現代化就是西化，甚至就是美國化，向西方學習不只是一種必要，更代表了時髦進步。但當今的回教國家可就不這麼想了，這其中的歷程包含了諸多的羞辱與挫敗。回教徒由原本極端的羨慕、渴望進而學習、模仿，和當時遠東國家中國、日本人心態上基本上是相仿的。但是一兩個世紀以來，這個模仿的過程不但沒有產生預期的效果，甚至在普遍回教徒的記憶中留下醜惡的傷痕。

薩伊(Edward Said)在回憶錄中，多次提到納瑟(Jamal Abd al-Nasser )，對他充滿了肯定與仰慕。他奮勇抵抗英國人，振奮了衰微多時的大阿拉伯民族意識，在大英帝國的強弩之末，納瑟的出現，的確帶給阿拉伯人濃厚的希望，也加速英國人在回教世界統治的敗亡。

當初納瑟 號召阿拉伯人抵抗帝國主義的利器，其實也是從西方進口的舶來品：民族自決、社會主義、阿拉伯的統合（民族主義），但是Nasser的實驗成敗如何呢？如今三十年過去了（Nasser在1972年下台，沙達特接續），今天整體的狀況並不比三十年前好。目前埃及的失業率是25%(去年的資料)，而失業的人口中 百分之九十是大學畢業生。你可以想像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心裡的苦悶，當初納瑟極力打壓的Muslim Brotherhood(埃及回教基本教義派的組織)正在埃及境內熱烈的滋長，而失業、貧窮正好提供了這類極端思想的溫床。其他的中東國家也沒有好到哪裡去，貧窮不在話下(經濟仍是少數人操控)，政治封閉獨裁，內戰紛攘，沒有新聞自由，女人的地位依舊低落，和三十年相比的確是更形艱困。

書中選錄了Bernard Lewis(美國著名的伊斯蘭學者)的長文《穆斯林憤怒的根源》(The Roots of Muslim Rage)，1990年在《大西洋月刊》上（Atlantic Monthly）發表。文中簡略說明了回教世界引進西方思潮與方法的挫敗，例如西方經濟學的方法，帶來了大多數人民的貧困；西方型態的政治運作與體制，帶來的是暴政與獨裁；而西方的社會福利思想也沒帶來好結果。這些痛苦的經驗在Karen Armstrong的《伊斯蘭簡史》(Islam-A Short History)中有不少精彩論述。正因為這一連串的失敗與挫折，回教社會自然會試圖回到伊斯蘭傳統，去尋找抗拒現代化的養分。其實這種情緒對有同等經驗的中國人來說並不陌生。

Bernard Lewis在他的文中闡釋，西方世界正因為經過嚴重的宗教衝突，才漸漸產生政教分離的政策，使宗教漸漸不再成為政治、科學和其他領域發展的障礙。中世紀期間，教皇挾宗教權力干預世俗政治，藉審判異端之名，行信仰迫害之實，要經過十七、十八世紀的世俗化的歷程，政教分離的政策才使這種迫害逐漸減少。然而這個過程在回教世界裡並不曾發生，所以在理論及實行上，回教政權並沒有預備好面對政教分離的狀態(雖有少數例外)，也未曾發展出一套因應新時代衝擊的法律與制度。

伊斯蘭的思維基本是相反的，對穆斯林而言救贖無關於罪得赦免，而是在現世創建一個以伊斯蘭信仰為基礎的公平社會，這等思維很難和民主政治相容。所以即使在近代雖有些國家嘗試世俗化的政策，若不是無法徹底也常以失敗收場。

然而這個失敗並不能完全責怪回教國家，歐洲人也有責任，因為歐洲人也砸自己的鍋。兩次世界大戰都在歐洲領土上發生，這個當時號稱人類最文明、最富理性的區域作了人類最糟糕、最惡劣的示範。這些醜惡的例證，相對把穆斯林殘餘的信心完全摧毀。

書中另一篇文章，相當準確地提出了當前兩個領域共同面臨的窘境。Fareed Zakaria(美國《外交事務》與《新聞週刊》的編輯，印度出生的回教徒)的文章：《Why do they hate us？》，是在911事件發生之後寫的。他除了提出近代歷史的回顧，也敘述親身的觀察與精力，頗能說明近年來回教保守勢力膨脹的危機。他說他小時候在印度生長時所見到的豐富＼多彩＼多元＼溫和的伊斯蘭，已經轉變為下沉、清教徒式，由警察管理的神權政體。

他也提到十年前和一位回教學者的對話，對話中他表示中東地區政府管理經濟與社會的狀況讓他十分懊喪。他說：『看看今天的香港、新加坡及漢城』（很奇怪他就是沒提台北），意味這些地區的經濟成就很值得稱道。但是這位狀似溫和的學者激烈的反駁：『看看他們，他們根本就是在模仿（aped）西方，他們的城市根本就是休士頓和達拉斯的廉價樣本。』，這種批評一面來說並沒有錯，但是這些國家力圖改革，試圖發展現代化的企圖，那些內在的結構，不是三言兩語就可以輕易抹殺的，這也是那位回教學者盲點所在。至少這些亞洲國家已漸漸摸索出一條自己民族的現代化路徑，而這正是今天回教世界最嚴重的缺憾，最需要迎頭趕上的。

最近我又讀了《哪裡出了錯?》(What Went Wrong?)，Bernard Lewis試圖從近代歷史中，回教國家陷於發展與抗拒現代化發展的Dilemma講述得十分傳神，很能印證上述那位回教學者的心態。

William McNeill（美國的史學家，《瘟疫與人的作者》）在紐約時報的書評中，評論《伊斯蘭簡史》(Islam-A Short History)是一本具備時效性的宣導小冊（tract）。尤其在911之後，這本小書雖然簡略，但對一般的讀者頗有宏觀鳥瞰的功能。然而，他對本書的史實卻有些微詞，他說Karen如果說得不那麼完全（incomplete），那麼她就幾乎正確了，意指她在行文中有意無意地省略了回教史上某些事實，尤其是他們殘暴的紀錄。他也說最後一章稍嫌凌亂匆忙，但是關於西方世界的抵達（The Arrival of the West 1750-2000）的段落，對凸顯當前回教世界的問題上相當成功\。這也是我覺得最感興趣的部分，也覺得是書中頗有啟發之處。過程中我發現回教世界碰見的問題，和古老中國在十九世紀遭逢西方帝國主義的痛苦轉折有許\多相應相似之處。

Karen Armstrong提到十六世紀以後，歐洲人已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科學革命，使得他們能更大程度的控制周遭的環境。當時他們在醫藥、航行、農業及工業上都有新的發明。接下來幾個世紀，科技的發展，資本的流通等等因素促使了歐洲產生強烈的變革。社會的現代化意味著社會與智性的改變，許多地方對效率的要求愈來愈高。無論你是個印刷工人、銀行的職員，工廠裡的職工，都必須有適當的訓練，才能應付日新月異的要求。而工人所受的教育提高，也就漸漸提高對行政與管理的參與，這是一個正常的互動。所以在這個前提之下，民主的理想、多元主義、容忍、人權，就不是一些政治思想家發夢產生的美麗遠景，而是建立一個現代國家的必要條件。他們發現要產生效率、多產的現代國家，必須以一個世俗、民主的基礎來組成。

但回教世界的現代化並沒有那麼順利，十五世紀末尾十六世紀初期，回教世界的三大帝國先後興起，建立了和西方對抗的霸權，分別是：位於伊朗的Safavid帝國，位於印度的Moghul帝國，以及勢力最大，版圖跨越歐亞非三洲的奧圖曼(Ottoman)土耳其帝國。但到了十八世紀末尾三大帝國都面臨衰頹的狀態，就好像人的生命一樣，有成長衰老的問題，一個體系龐大架構繁複的帝國也同樣面臨衰敗的狀態。

當然這段期間他們普遍遭逢了歐洲世界的強烈衝擊，回教的勢力節節敗退，伊斯蘭內部的領導者或知識份子對此也有許多正面的反應。但這一次她們發現艱困遠遠大於他們的理解，因為表象無法顯示內在過程的複雜。回教內部有的領導者也想透過軍事改革來挽救帝國的頹敗，有的人提倡沿用西方的教育，或者強調引進西方的技術，有的則聘用外國人來擔任軍事顧問，模仿西方的兵器製造，學習西式的軍事管理。有人以為藉此能把自己提升到西方的水平，然而回教因應西方衝擊，比起晚清的洋務運動在規模及層面上都遠遠不及，中國的改革失利，回教世界的結果如何其實也是可以預期的。

事實證明船堅砲利只是皮毛的模仿，西方社會變革的程度遠大過他們的眼見，這點當時的中國人和阿拉伯人都無法體認。我們文化及觀念上那些老東西不只沒有調適更變的度量，有的根本就是絆腳石。變革要深化，不只光學皮毛不夠，就是把舊制度完全推翻，來一次徹底的革命，新的局面也不會來臨，這個從裡到外的變革要經過一兩個世紀的實驗與挫敗之後，我們才能有比較深刻的體認。　

至於現代化歷程在回教世界的痛苦經驗，也是回教徒抗拒西方經驗的巨大因素。例如土耳其共何國的創建者Ataturk，在進行改革的其間，他把回教的高等學院(Madrasahs)全數關閉，壓制蘇非派神職人員的權限，並且強制男女要穿戴西式的服裝。伊朗在柯梅尼上台之前的巴勒維家族(Pahlavis)掌權的時代，是回教國家中明顯親西方的政權，但這個政權所提倡的民族主義基本上是對伊斯蘭抱持著敵意，他們想要切斷這個國家和什葉派的關係，而試圖回到前伊斯蘭的古波斯時期的文化。

十九世紀期間，奧圖曼帝國底下的一位省長Muhammad Ali試圖脫離伊斯坦堡的管轄獨立，並且積極尋求現代化的途徑。但是他的手段和前述幾位相像，都是用鐵拳來執行目標和政策，有些地方甚至手段十分殘酷。這位省長試圖在境內增加兵源，但是人民的反應卻是異常激烈。他們寧可斬斷自己的肢體，甚至把自己弄瞎，也不願接受徵調。對許多回教徒及上層教士而言，現代化代價太大了，過程中對他們信仰的壓抑與傷害都是負面的經驗。可以想見，在還沒享受現代化帶來的益處之前，他們已經備嘗痛苦，所以抗拒也很合理。
　　
當西方的變革日漸深巨，加上西方帝國主義的擴張與殖民，回教徒不僅無力抵抗，也無法產生正確調適，所以在兩難的狀態中，他們退縮到舊有的傳統中尋找泉源，一面作為掩蔽，一面作為抵禦的兵器，這大概是回教世界基本教義派興起的路徑。所有的東西都會遭到誤用，包括最高貴的理論與學說，無論那是有意或無意的運用。

基本教義派（Fudamentalism）這個詞(也可稱做基要派)，在今天差不多就等於是偏激、狂熱的代名詞，可以說它原有的意義已近乎全然扭曲。其根源其實是美國的更正教(Protestantism)中在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所興起的運動，這個運動是為了重新肯定美國更正教的正統信仰，基本上是為了因應當時美國世俗化的傾向，例如：自由派神學（Liberal Theology）、德國的高等批判(German Higher Criticism)，達爾文的進化論等等危及基督徒信仰的理論。

所以這種運動不只在回教世界才有，其他信仰當中也見得到。尤其今天科學發展瞬息萬變，傳統的信仰或價值觀都受衝擊威脅，所以各個宗教信仰領域都有不同的調適與回應。至於反應溫和或激烈，動機都可以理解。就好像五四時代知識份子激烈反傳統，但是仍有不少的知識份子竭盡所能的護衛傳統思想。日後有所謂新儒家出現，也可說是對儒學因應新時代的一種創意與復興。
而近代蘇尼派（回教世界的主流派）的伊斯蘭基本教義的創始者薩伊得‧庫榻(Sayyid Qutb )，他的學說幾乎影響了所有蘇尼派的基本教義運動，包括了當今最惡名昭彰的賓拉登。但一開始他並非是個極端份子，反而對西方文化及世俗政治充滿了期盼，甚至1953年在他加入埃及的極端回教組織Muslim Brotherhood，他仍然抱持改革的希望，期盼西方的民主與穆斯林的意識型態能夠彼此相容。

然而事與願違，1956年他遭到Nasser的囚禁，其間他見識了Nasser對待激進回教組織的兇殘手段，由此他的意念產生了激烈的巨變。他引用一個名詞來表明Nasser掌權的黑暗，這個詞Jahiliyyah(無知的年代)原本是用來指明前伊斯蘭的阿拉伯時代，那個代表了無知、黑暗、野蠻、充滿迷信的異教時代。雖然Nasser是個回教徒，但Qtub認為他的言行已經背離了伊斯蘭信仰。所以回教徒有職責推翻這個不義的政權，就像當日的默罕穆德發動聖戰一樣。當然這種對時局的解釋，是一種極端的扭曲，就像3K黨的意識型態，他們認為白種人是神的選民，其餘的種族都是劣等動物，尤其是黑人和猶太人。他們當中不少人自稱是基督徒，但大體的基督徒可能對他們的宣稱感到不齒。

這本濃縮的《回教史》(Islam-A Short History)有幾個特點，我認為在閱讀上對讀者很有幫助。第一就是歷史年表(Chronology)，從公元610年開始，也就是從穆罕默德領受可蘭經的啟示開始，到1998年伊朗總統卡塔米(Khatami)宣布解除對魯熙迪(Salman Rushdie)的追殺令為止。這個年表幫助我們對回教歷史的大事先有一番鳥瞰的理解，對我們進入本文很有助益。然後就是書後的幾個附錄：首先是對回教史上重要人物的簡介，還有就是阿拉伯詞彙的匯編。就像我們讀聖經或基督教的神學必定會遇見希臘或拉丁的詞彙一樣，這些詞句是認識伊斯蘭文化必備的基本常識。在書中這些人物與詞句都曾出現。最後就是延伸與推薦的閱讀，我想現代文庫(Modern Library)的企圖很值得推薦，他們聘請專家使用通俗筆法，介紹文明史上許多重要的觀念與時期，書籍成敗好壞先不論，光是看專題就能引發讀者的興趣。

另一本也是Karen Armstrong的著作，就是穆罕穆德傳，這本書正好可以和回教簡史作為參照來閱\讀。在1990年開始撰寫穆罕穆德的傳記的時候，她自述當時英國人對回教根本沒什麼興趣。而柯梅尼對魯西迪的追殺令，只是讓西方人對伊斯蘭教的偏見日益加深。在柯梅尼發佈追殺令的一個月之後，世界伊斯蘭大會四十五個成員國中，四十四個國家公開譴責柯梅尼的舉動，認為他違反了伊斯蘭精神，這個消息是我在讀本書的時候才知道。我想西方的媒體基本不曾報導這個事件，即使報導大概也沒幾個人留意，因為當時我們可能已經將伊斯蘭教當作野蠻的代名詞。
當然這個譴責產生了多少作用，我們不得而知，但是偏見能使人盲目是千真萬確的事。我必須承認在閱讀伊斯蘭文化與信仰的書籍時，偏見就像在網路上巡航時那些三不五時跳出來的小廣告，既惱人也很強韌。我對Karen Armstrong這本書的印象就是認為，她根本就是在寫護教辯證，也許因她是一個還俗的天主教修女，對天主教世界了若指掌，所以她能輕易舉證指出回教信仰的弱點，在基督教甚至在別的信仰中也普遍存在。

書中帶著同情與理解的視野，對有偏見的人總是有益。沒有適當的認識，就遽下評論，是一種不健康的態度。有位回教學者認為21世紀會是伊斯蘭的世紀，因為全球有十三億的回教徒，而且人數正在加增，回教徒在西方世界的影響也是日益加深。我想他說這話的時候，大概忘了中國人也有同樣的人數和影響力。無論我們同不同意他的觀點，為了能彼此共存，理解伊斯蘭已經是一件刻不容緩的事。但同時我也覺得回教世界也必須調適，一味堅持抗拒、抵擋西方，認定西方就是帝國主義的態度，也是一個極端危險的態度；西方人也不能像以往一樣，輕視、藐視伊斯蘭的文化和信仰。尋求對話、增進理解是雙方都必須付出的代價。

Inside Islam
published by Marlowe&Company
Edited by John Miller and Aaron Kenedi
Islam-A Short History
2000 Modern Library Edition
Karen Armstrong
穆罕默德—先知的傳記
凱倫‧阿姆斯壯著
王瓊淑譯
究竟出版
哪裡出了錯?
伯納‧路易斯著
湯淑君譯
商周出版

附錄：

以下的『附錄』是從網路上找到的，對不同信仰及觀點無法容忍，雖在其他宗教也找得到，但是比起回教還是相對輕微的。我認為回教最嚴重之處，也是最大的致命傷，就是他對其他信仰者容忍度太低。

穆罕默德教導穆斯林這樣對待叛教者
o 若有人叛教，改變他對伊斯蘭的信仰，就把他殺了(布哈里聖訓4：52：260；9：83：17，37；9：84：57，58，64；9：89：271)
o 不論在任何地方找到叛教者，就殺死他們，殺人的將會在復活日在樂園有獎賞(布哈里聖訓9：84：64)
• 即使在不執行伊斯蘭教法的伊斯蘭社會，人們仍然會逼迫，排擠，摒棄，仇恨，毒打，辱罵，嘲諷，詛咒，蔑視，關押或殺死叛教者；叛教者不能再承受其家族的產業，且會失去他的父母，兒女，面對失業，且很難再找到工作，也要面對可能發生的身體傷害；執法人員會放任穆斯林對他執行死刑；政府不會把殺叛教者的穆斯林繩之以法
o 奧瑪法規
§要繳納很重的人頭稅(即交納丁稅)(古蘭經9：29)，及地稅
§不准參軍
§不准建造新教堂，廟宇，會堂，只可更新舊的，不可增建
§不准在房子或教堂上安裝十字架
§不能舉行公開宗教集會
§所建造的房屋不能高於穆斯林所建造的
§所穿的衣服與穆斯林所穿的不同，通常要佩帶作為識別的徽章
§不准騎馬，只准騎騾或驢
§對穆斯林表示尊敬，例如讓座
o根據伊斯蘭法學家，其它條例還有
§不能傳播其信仰
§不准大聲祈禱或讀經，以免被穆斯林聽到
§不准公開出售他們的宗教書籍，只可在他們當中發行，出售
§不准用電台，電視，報章，雜誌，或其它傳播媒介，播出或刊出他們的宗教儀式
§在法庭中的見證不具有和穆斯林同等的效力
§不准攜帶自己的武器
§隔離在少數民族居住區，讓他們在政治和經濟上成為社會的低下階層